今年以来，演出市场迅速回暖，激起不少人久违的热情。然而，官方购票平台“一票难求”、“黄牛”加价倒票“大行其道”又让很多人心灰意冷。种种乱象不仅破坏了观众体验，也扰乱了市场秩序。

“黄牛”倒票为何屡禁不绝？票务市场秩序如何规范？强制实名到底有没有用？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官方平台开票“秒没”

“黄牛”票源充足

今年的5月底至6月初，知名人气组合乐队“五月天”在国家体育场“鸟巢”连续举办6场演唱会，数十万张门票“开票即售罄”。这背后，观众在官方售票平台抢票抢不到，而“黄牛”却在一些交易平台和社交软件发布大量加价转售门票的信息。

溢价程度令人惊讶：看台和内场的官方门票价格区间在355元到1855元，而“黄牛”发布的各类溢价票，平均每张加价525元到925元不等，内场1855元一张的票，甚至被炒到了6980元，更有甚者，价格高达上万元。

不仅是“溢价”，有媒体采访发现，不少购票人反映，自己在开票的第一时间，在多个官方平台购买，均没有成功，但“黄牛票”的场次、位置却可以随便挑。

针对此类票务市场乱象，从今年4月起，北京多部门联合各区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“黄牛”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。目前，根据群众举报以及自行工作发现的线索，北京警方已查获“黄牛”倒票人员143人。其中，在“五月天”演唱会期间查获处理“黄牛”倒票人员64人。

钻平台转赠功能的空子

“黄牛”进行溢价转售

通过排查出票销售方案执行情况、线上演出门票交易情况以及网络舆情和12345群众平台转来的相关投诉，监管部门研判，“黄牛”倒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官方线上平台的“转赠”环节。

“票务转赠”指的是无法观看演出的购票人通过官方购票平台，将自己购买的门票转让给其他观众，同时修改观演人信息。

平台设置转赠功能的初衷，是为了给因有事无法到场的购票人提供便利，却给了“黄牛”可乘之机。一般来说，“黄牛”有两种抢票形式：

第一种“黄牛”也可被称作“抢手”，观众将自己的账号和身份信息提前给“抢手”，“抢手”在开票网站上帮忙抢票，但不保证一定成功；

第二种“黄牛”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程序脚本和软件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外挂”，大幅度提升在官方售票渠道的抢票成功率。他们使用“黄牛”的身份信息，囤积到可用于转赠的门票后，在相关社交平台以“现票预定”的名义寻找买家，进行溢价转售，倒卖完成后，再通过官方售票平台的“转赠”功能，修改观演人信息，将门票转赠给“溢价购票人”。

此外，营业性演出一般会为必要性服务保障岗位的工作人员留出“工作票”，此类票源多为纸质票形式发放，票面信息与使用者难以准确关联，容易让“黄牛”钻空子。

打击“黄牛票”销售流通

各方该如何约束？

按照文旅部门的监管要求，官方售票平台应以科技手段反制“恶意软件刷票”现象。总台记者了解到，一些平台已经在用科技手段反制。不过，因为真人代抢的购票行为与正常购票行为一致，系统很难做出精准甄别。

那么，打击“黄牛票”销售流通，举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如何约束呢？

某票务平台安全部业务风控负责人表示，他们的现场核验设备支持“人证票”进行强实名核验，今年来已为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的多个大型演出项目提供了“人证票”核验服务。通过“人证票”进行强实名核验，也就是通过“刷脸”等生物识别技术，确定本人与身份证的信息、购票信息一致。

与此同时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、官方微博公布了“演出票务监督专用举报信箱”，鼓励市民发现“黄牛”后及时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通过举报专用信箱进行投诉举报。来信来电反映问题一经查实，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将相关违法违规单位和个人纳入黑名单管理。

针对“黄牛”倒票乱象，许多网友呼吁让“实名”制覆盖购票和演出入场核验各个环节，特别是要“强实名”验证。

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巍对此表示：“强实名意味着票在二级市场上没法交易。既然没法交易，就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退票的渠道。”

他表示，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，消费者既然有购票的权利，那么平台、卖票方、主办者一定要切实保障好消费者退票的权利。按照商业惯例来讲，应保证开场前24小时之内可退票，可能部分平台会收取一定费用。只有退票渠道做好之后，才可以实行强实名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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